台南酒店經紀|專業酒店經紀人|酒店兼差|台南酒店上班如果手握方向盤的是您,「您會怎麼做?」 – Yahoo奇摩新聞
文:黃于恬(環球科技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副教授)您會怎麼做?「您會怎麼做?」當我每次拿著麥克風在課堂授課或演講時,談著公共事務及公民參與,問著學生及與會者面對社會運動時,面對那些您隱隱約約覺得不太對或不甚認同的人、事、物時,您會怎麼做?台下常常是一片靜默,沒有答案,甚至沒有聲音。近來因為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》一片,聯想起《悲情城市》及《正義辯護人》。《悲情城市》鋪設背景是1947年2月27日警察因查緝私煙,隔日爆發二二八事件,政府鎮壓,外省族群與本省族群對立,九份林家一家人在時代的為難下崩離。而台灣也在1949年開始長達38年餘天的戒嚴時代。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》講述1980年518日韓國光州民主化運動,一名首爾的計程車司機因載著德國記者來到光州,進而間接與直接投身社會運動,協助記者將歷史留載的過程。《正義辯護人》則是以1981年發生於釜山的釜林事件為背景,一名稅務律師因為與恩人的交情決意冒著政治風險,投身人權運動。當我們看完這些記載歷史、熱血憤慨、激動不已的所謂轉型正義電影紀實後,恍惚間,有時會覺得非常遙遠,無法想像當時的無力與無奈,也不免設想那是怎麼樣的年代?且如果您是電影中的一角,您會怎麼做?我們也許也是一片靜默,沒有答案,如同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》的金四福先生一樣,如同《正義辯護人》的宋佑碩律師,如同《悲情城市》中的部分小人物般,面對社會運動本身的冷淡與事不關己,維持生計及經營生活就是唯一信仰,選擇的當然是靜默,往往是無感。直到我們在事件當中,近在咫尺時,您就會像最後的那位士兵看到首爾車牌時的冷靜毅然?就會如同計程車一片中的大學生率直所言:「怎麼袖手旁觀?」抑或,還是依然袖手旁觀?而今,更深沉的悲哀是,台灣社會充斥在藍綠政黨的運作當中,多數的運動還未開始,就已先被貼上標籤,吶喊常遭質疑。公共事務與政治並不是這麼遙遠且黑白分明的事,有時需要些勇氣,往往需要些激情,就像金四福先生在片中的酒店經紀人大迴轉,返回光州,然後最後需要智慧。而他怎麼想?政治或許會引領群眾的觀感,然媒體常常會決定多數大眾的想法,尤其是在牽涉價值判斷的議題中,例如政治與社會。所以媒體在議題取捨,角度定位,與報導深度與廣度權衡中,觀看風向,如此重要。電影中的記者常常是主要角色或關鍵角色,為呈現事實而奮不顧身。然現今台灣新舊媒體與記者卻在一般民眾印象中,多受限於政治、政黨甚至媒體老闆的刻板中,實為遺憾。「而電影畢竟是電影,電影主角畢竟是電影主角。」新聞從業的友人談笑說著。的確是,多數新聞從業人員或許也只能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中,翻攪著滋味,民眾能有袖手旁觀的冷漠,而記者們無法袖手旁觀,然或許在自身貼近後,面臨價值取捨中更大的無奈,就連忠實的呈現與記錄或許也難。但我們值得期待的是,科技帶來直接完整的現場呈現。我該怎麼做?通常在一片靜默及我親身追問後,有時這群對台灣歷史逐漸陌生的8年級生會發問:「老師,這些跟我們有什麼關係?」我說,因為是這些歷史將您們帶到這邊來。世代效應的理性讓我們完整歸納歷史,逐篇記載;而世代效應的淡然讓我們有時太理所當然。當這些歷經真實的人與物離我們越來越遠,當我們不願記憶或重視時,終將消失。當我們不知我們為何酒店經紀人在這裡,我們又將往哪裡去?我不確定我算不算典型的七年級生。歷經蔣家政權更替的模糊記憶;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驚心惶恐;所謂「台語」與「國語」的正當性矯正;民進黨與陳水扁的奮起與理想性;政黨輪替、蹶然又復然。還有與對岸百轉千迴的統獨議題。我也還記得,蔣經國先生過世時,我時值國小一年級,猶記那時的舉國哀傷,也許在那個時候,我就已經清楚我的身分認同。隨年增長知識,我逐漸理解所有的政治制度與行為,多有其必要之惡。孩子們,我曾經也是在這些歷史當中,充滿疑惑,反覆思辨。轉型正義從來不是例行道歉、追思及舉辦音樂會。而歷史的傷痛可以被記取與紀念,可以挑戰與質疑人性,可以在事實與價值匍伏又急行,但不能為政治服務。期待台灣在轉型正義推進歷程中,除卻悲情的無奈,小人物具有公民的誠然,更當然也需要持續往理性思辨邁進。更期待,而今,而後,我們信念的價值取捨,在於歷史的真實。延伸閱讀■